毫無疑問，人口就是當下乃至未來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變量之一，而如何有效應對人口快速老齡化問題，就是當下金融保險業乃至全社會必須思考的命題之一。

一方面，上世紀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開始陸續進入退休年齡，“退休潮”疊加“少子化”，將對現有養老保障體系造成直接影響。2022年，中國新出生人口首次跌破千萬大關，只有956萬，2044年前后，這批人開始步入職場，而彼時，新增退休人口預計仍接近2000萬。956萬年輕人VS將近2000萬的退休老人，這種畸形的結構必須引起足夠關注。

另一方面，基本養老保險在過去多年取得顯著成效，但二三支柱發展依然不盡人意，其中，二支柱覆蓋面過窄，對全局影響有限；三支柱剛剛起步，也面臨覆蓋人群有限、稅優力度不足的爭議。

面對洶涌而來的老齡化，人們已經沒有太多回旋余地。在近日舉行的“第五屆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的一番話引發輿論高度關注，他表示，“不要認為養老問題還有拖延的機會，以后再做選擇會更艱難”，一語道盡現實的急迫。

其同時還列舉了一串數字，顯示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多數國家預籌養老金的總量約為GDP的50%-100%，有的國家超過100%，中國的這個比例較低，約在10%以下，有人說6%，也有人說2%-3%。”

當然，所謂“危機”一定是危險中還透露著新的機遇，尚“有機可乘”。在聚焦老齡化的同時，另一組數字同樣值得關注，根據央行統計，2022年全年人民幣存款創新高，增加26.26萬億元，同比多增6.59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17.84萬億元，同比增長80.02%。

存款利率不斷下調的背景下，居民部門存款反而大幅上升，多少有點違反常識，其原因是多層的，但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居民手中不是沒有錢，而是不確定性因素增加之下，消費需求被動減少，防御性儲蓄意愿增強，幫助居民增加確定性，恰恰是保險業所擅長的。

急速的人口老齡化，急劇擴大的養老保障需求，這會是保險業，尤其是人身險業大發展的又一波紅利嗎？目前，似乎尚無法得出肯定的答案，但是時候行動起來了。

慧保天下圍繞“養老保障體系”的話題，匯總近期有代表性或者有爭議的觀點、資料，希望幫助讀者對于當下形勢有更深刻的認知。

01

中國式老齡化：超級老齡化和復雜老齡化的交匯

2019年，“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但中國的老齡化具有自己的特色，據盤古智庫與中英人壽《融合 創新 可持續——中國老齡經濟發展白皮書》研究結果，它是“超級老齡化趨勢”和“復雜老齡化特點”的交匯。

這意味著，其不僅具有老齡人口超大規模、人口老齡化超快速度、經濟發展超早階段進入老齡化，以及未來數十年人口年齡超穩定結構這四大超級特點；同時，呈現出世界獨有的復雜老齡化特點，即超級老齡化與少子化、家庭規模小型化、城鎮化的人口流動、信息化數智化發展。

具體來看，這會導致以下現象的出現：社會養“老”負擔超越養“小”，將越來越沉重；家庭養老弱化尋求更多市場化支撐；城市“老漂族”和鄉村“空心化”考驗財政承壓能力；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快速發展加劇“數字鴻溝”。

02

周小川：不要認為養老問題還有拖延的機會，我國養老預籌資金比例不足10% 

而在如此重大、重要的任務之下，更讓人緊張的是時間的不足，以及資金的窘迫。近日，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對養老問題明確提出五個意見：

第一，不要回避難題。

第二，不要認為這個問題很長期、還有很多拖延的機會，以后再做選擇會更艱難。

第三，要注意治本，不要只治標，至少要治標治本相結合。

第四，我們養老金的研究任務和挑戰巨大。中國的基礎并不好，人口多、老齡化特別嚴重，老齡化趨勢幾乎是世界上最突出的，再加上制度轉軌，養老金缺口可能更大一些。

第五，我國的養老金預籌資金，從總數上看，有好幾萬億，不是個小數。但從國際上看，為方便比較，如果把各國GDP作為一個參照系來看，多數國家預籌養老金的總量約為GDP的50%-100%，有的國家超過100%，中國的這個比例較低，約在10%以下，有人說6%，也有人說2%-3%。

對此，周小川表示，這些都說明，我們現有的基礎并不太好，所以未來的挑戰是很大的，還是需要高度重視、深入研究、客觀研究，一定要更好地應對老齡化、體制轉軌和未來的養老問題，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

03

養老三支柱發展不平衡，第一支柱占比55.6%，第三支柱與美國比有211倍差距

對于改變當下的養老難題，一定不能忽略的是當下的養老體系。目前，我國養老體系面臨嚴峻挑戰，養老三支柱保障體系發展尚不平衡不充分。

具體來看，根據人社部數據顯示，第一支柱總體呈現出規模大、覆蓋面廣的特點。截止至2021年末，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規模合計為6.4萬億元，約占養老金總體的55.6%；基本養老保險已覆蓋全國約85%的15歲以上人口。

第二支柱呈現出有一定基礎、規模尚可的特點。2021年末，企業年金規模達2.6萬億元，職業年金1.8萬億元，合計4.4萬億，占比38.1%。

對于剛剛起步的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來說，占比較小。浙商證券(601878)數據顯示，2021年，養老理財、商業養老險準備金、養老基金構成的第三支柱規模僅7246億元，占比6.3%。

除開我國養老體系結構內部的對比，與國際進行橫向對比時，會發現我國的規模不足。2021年，美國養老金規模占GDP比例是中國的17.4倍，第一、二、三支柱分別約為2倍、24倍、211倍。從這個差距可以看出來，我國亟需發展養老二三支柱。

04

第一支柱：2020年首現千億缺口，2035年或將耗盡所有結余，養老金替代率低至36.2%

目前，我國絕大多數退休職工的唯一養老保障是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而眾所周知，其采取的模式是現收現付制。這種模式就是同一個時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繳費來支付已經退休的一代人的養老金。本期征收，本期使用，不為以后使用提供儲備。

根據北京大學中國保險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呂有吉的研究，2020年，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首次出現了總收入小于支出的情況。當年，基金總收入為44376億元，支出為51301億元，缺口達6925億元。

隨著時間推移，這個缺口只會越來越大，據中國社科院的預測，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金的累計結余到2027年達到峰值7萬億后，開始下降，2035可能耗盡所有結余。

而除開收支不平衡外，養老基金的潛在缺口問題早已浮現。近年來，政府財政補貼基金的規模持續提高，最近可得數據顯示，2017年各級財政補貼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規模達8004億元。與此同時，人社部統計公報數據顯示，自2014年，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征繳收入低于基金支出，且二者缺口規模不斷擴大，2017年二者缺口達4649億元。

而除開由于收支模式帶來的基金缺口外，還需要關注的是，我國養老金替代率偏低，僅靠基本養老金難以保證退休生活質量。

養老金替代率是指勞動者退休時的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用來衡量勞動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

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這一指標僅為36.2%，且近年持續下降。按世界銀行的建議，養老金替代率55%為國際警戒線，70%為建議線。

05

第二支柱：覆蓋面不足基本養老的7%，未來發展動力不足

近幾年，第二支柱呈現出增速超過10%的發展特點，但長期來看，其增長動力不足。

第二支柱是包括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在內的養老保障制度，主要面向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浙商證券數據顯示，企業年金2021年規模增速17.4%，全國設立企業年金的企業法人共有11.8萬個，僅占企業總數的0.2%；參加職工2875萬人。職業年金2021年規模增速為38.8%，2019年約3000萬人參與。

雖然增速較快，但整體覆蓋率仍然偏低，據貝恩研究報告數據顯示，企業年金于2004年建立至今，參與計劃員工僅相當于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的7%。

而未來，二者的發展都會明顯受限。對于企業年金來說，作為單位吸引人才的手段之一，在當下中國的就業環境下，發展預期不足；同時，對于企業來說，企業年金會增加經營成本，一般只有經營狀況良好、綜合實力較強的大企業才會設立年金，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設立動能不足。

而對面向機關事業單位的職業年金來說，強制實施帶來了目前的高覆蓋率，據浙商證券數據，其覆蓋率已超過80%，而這也表示，其在未來的進一步提升有限，未來規模將主要依靠人均繳費金額的提升驅動。

06

第三支柱：個稅制度還存在缺陷，參與人數與潛在基數差距大

對于國家正在大力推行的個人養老金政策，周小川認為：“政策是好的，但激勵機制偏弱”。一方面，是現有個人所得稅還存在一定缺陷，有太大比重在不交個人所得稅的范疇內；另一方面，是個人賬戶養老金計劃的激勵機制在中國沒有顯示作用。

對于沒有顯示作用的原因，周小川解釋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障費用已經用于現收現付了，這筆錢已經用掉了。這跟制度轉軌存在的缺口有關系。

目前，全國有接近2000萬人開通了個人養老金賬戶，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資本金融系教授胡繼曄表示，參與潛在基數與實際參與數量，出現了非常大的差距。

而對目前個人養老金參與數量不足的原因，胡繼曄表示，主要有三點：

一是宣傳力度不夠，很多人還不太了解個人養老金賬戶方面的相關知識。

二是大多數人感受不到個人養老賬戶的稅收優惠。

胡繼曄透露，前些年，我國交個稅的人數最高達到過一億八千萬人，當稅基提到5000之后，交個稅的人數已經不到一億，約為六千萬到七千萬。他直白地表示，“如果都不交個稅，那就意味著這些人根本就享受不到養老個人賬戶對應的稅收優惠，那我要干嘛要弄這么麻煩的一個事兒呢？”

三是領取個人養老金賬戶的錢款時，需要繳納3%的個稅。對此，胡繼曄分析稱，當前買基金、股票都不會收個稅，“結果我買第三支柱養老金，將來老了要交3%的個稅，讓很多這個年輕人不理解”。

07

未來國家統籌的養老金水平較低，但改革過程也不可能推得太快

周小川指出，以未來均等統籌進行測算，簡單進行拉平，按照現有財務體制以及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體制轉軌需要加大養老金覆蓋面的趨勢來看，未來國家統籌的養老金水平較低，需要個人賬戶養老金加以支持配合，才能使養老保障達到更滿意的水平。

對此，必須區別對待各種情況來加強對公眾的溝通，通過這種溝通，讓體制的好處更好落實。

周小川稱，“考慮到現實條件和理性假設之間的差距，更需針對不同情況制定不同辦法，要避免簡單的單一化、要算總賬。”

有很多差異，來源于經濟體制轉軌。因此，改革過程也不可能推得太快，到目前為止，仍遺留了不少問題。周小川認為，如何讓未來的退休人群形成合理的預期、對退休做出合理的計劃，還要和整個改革轉軌結合在一起研究。一方面，勞動報酬應該和生產力掛鉤；另一方面，企業養老保障供款用于“現收現付”，形成了養老金缺口，必須想辦法填補。

08

鄭秉文：企業年金也是“親兒子”，可借鑒公積金模式，單位繳費直達個人賬戶

面對轟轟烈烈的養老金改革，企業年金不應成為一個“遺忘的角落”，它應在養老金的改革當中持續跟著第三支柱同步改革。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如是表示。

他指出，企業年金非常重要，但在管理權缺乏的前提下，其很難對個人養老金發展起到很大促進作用。鄭秉文認為，企業年金可以借鑒公積金的模式，“單位繳費即直達個人賬戶，沒有企業賬戶。”

“企業年金改革要有緊迫感”，對此，鄭秉文為養老金財富管理模式重構提出了六點建議：

一是放開個人選擇權，這樣可以創造長期資金，有利于資本市場建設和提高個人收益率。

二是再次縮小甚至取消企業年金單位繳費的歸屬期，取消企業賬戶。

三是引入“自動加入”機制。“機關事業單位的職業年金就是‘自動加入’的結果。”

四是引入“生命周期基金”，即“合格默認投資工具”。

五是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賬戶之間建立自由轉換機制。

六是企業年金基金投資范圍亟須擴大。

鄭秉文表示，隨著第三支柱養老金的落地，要提高公眾對養老金的感知度，擴大管理權，企業年金也是“親兒子”，也應與個人養老金同步改革，這也是養老金投資教育的需要。

09

免除個人養老金3%個稅，可將公積金賬戶的部分資金轉入個人養老金

在對個人養老金參與數量不足時，胡繼曄就建議直接免掉個人養老金的個人所得稅，“那點兒錢沒有多少”。

除開3%的個稅，恒安標準養老保險董事長萬群也提出解決方法。她建議，可以將個人公積金賬戶的部分資金轉入個人養老金賬戶。

當前，我國開通個人養老金賬戶的人數將近2000萬，而有資格參與的人數則超過10億人。

萬群認為，“很多人的住房公積金如果不用，就一直趴在賬上，每年是活期利率，損失是非常大的”，萬群說，“是不是可以考慮把住房公積金往個人養老金的賬戶上移一移，用市場化的方式進行投資”。

她表示，“（個人公積金賬戶）本來就是個人的錢，趴在賬上效率又特別低”，“可以放到個人養老金賬戶上，把這個賬戶先建起來，再逐漸的找經驗，找教訓，讓他更加的豐富和完善”。

10

延遲退休：有空間，但不是想延長多少年就延長多少年，提議延長義務教育時間

延遲退休也是最近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而如何做好測算和統籌，如何向公眾解釋溝通，都是擺在面前的問題。

對于延遲退休，周小川表示，“雖然延長退休年齡是有空間，但不是想延長多少年就延長多少年，這涉及到平均健康水平和老年人的生產力”，同時還會涉及到復雜的企業成本的問題。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也對延遲退休進行了專門論述。

他表示，勞動力供給還有延遲退休年齡等等，對這批人的核心不是讓他們晚一點領取養老金，而是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讓他們能夠增加收入，提供更多的勞動力供給，做出更多的貢獻。

同時，蔡昉提議延長義務教育時間，向前延長三年到學前，向后延長三年，把高中納入義務教育。他認為，這樣新成長勞動力雖然人少，但是他們的受教育時間更長。

11

蔡昉：人口負增長無涉“好”“壞”判斷，無須在樂觀或悲觀之間簡單選邊站

對于人口負增長這一現象，蔡昉認為，人口負增長這個現象無涉“好”“壞”判斷。

他表示，一方面，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生育率降低是一個自然而然過程，各國都會經歷；另一方面，雖然中國具有一定“未富先老”特征，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負增長總體而言水到渠成，無須在樂觀或悲觀之間簡單選邊站。

而應對策略，蔡昉認為就是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發力，供需兩側相統一進行改革。從供給側的目標是要挖掘生產要素的供給，比如，如何讓勞動力更充分，如何讓資本使用得更有效率，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從需求側看，核心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